因患者李欣（化名）2006年做胃部切除手术时出现败血症，生命垂危，其家属几年来四次起诉医院，并在诉讼过程中组织近百人试图冲击医院，庭审后，患者家属还限制了医方诉讼代理人人身自由。近年来，中山范围内的医疗纠纷案件数量逐年上升，且呈矛盾日益尖锐的趋势。据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调研报告可知，2011年该院受理的此类案件为32宗，这一数字在2001年仅为3宗。由于该类案件专业性强，审理周期长，且多为原告的患方胜率较低，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较大压力。
医疗纠纷逐年升级
“这两起事件都是医院自己消化的。”律师乔森说。乔森是广东铭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，担任中山多家医院的法律顾问。他指的是春节后在中山本地论坛中讨论火爆的两起医疗纠纷。“某某医院再次发生医疗命案”、“某某医院又出人命”，以此为标题的帖子总能吸引不少人围观，从网友的回复来看，大都指责医院无良，医生缺德。
医生与患者的生命健康有着密切关系，围绕医疗问题所产生的纠纷也就很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。乔森律师从1999年开始就在中山代理各类医疗纠纷案件，他的感受是，近年尤其是近五六年，医疗纠纷出现了“井喷”。
这的确能从数据上来体现。中山市第一法院日前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示，该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近年呈上升趋势。2009年受理案件25宗，2010年受理案件27宗，2011年受理案件32宗，而2001年时只有3宗。
据记者多方面了解，从产生医疗纠纷的例子来看，一般都出现患者伤残或死亡的现象。市第一法院相关人士认为，由于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，患方往往只能依赖治疗结果来判断医疗行为有无过错或失当。对于失败的结果，患者及家属则难免有过激言论或采取过激行为，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。
当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主要有三种：一是患者和医院之间协商解决；二是患者将纠纷提交到卫生行政机关处理；三是患者诉诸司法渠道。然而事实上，进入诉讼阶段的医疗纠纷只是实际总量的极少部分。据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南通瑞慈医院董事长方宜新调查，出现医疗纠纷后，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仅占一成。
矛盾激化滋生“医闹”
在乔森律师看来，除法院受理医疗纠纷案件数字的逐年上升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，也有越来越多的患方选择用“闹”的方式索赔。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，2006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共发生10248件，到2010年陡增至17243件。
于是，烧纸、摆花圈、拉横幅、砸医院玻璃、攻击医生护士成了医院时常上演的场景。在中山也形成不小的“医闹”产业。乔森律师说，极个别人甚至通过遥控家属的方式到医院闹，事后取赔付金额20%—30%不等的比例。
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，很多医疗纠纷在没有分清责任前就草草协商赔钱了结。“效率是高了，但也给社会一个不好的导向，误让部分人产生‘大闹大赔、小闹小赔、不闹不赔’的错误看法，这样的‘缺口’一开则后患无穷，当前此起彼伏的医疗纠纷就是实证。”业内许多资深法律人士深表担忧。
为破解“医闹”难题，近年警务室也进驻了中山不少医院，使警方对医疗纠纷进行先期处置。但事实上，对于扰乱公共秩序的“医闹”，警方只能根据相关条例采取“软执法”，往往警察一走，闹事者又重新聚集起来接着闹。“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并没有显著效果。”多位医院警务室的民警对记者说。
◎症结
医学鉴定是个坎
多年来，谈及医疗纠纷井喷，不少卫生法学界认识将原因归咎于“医疗双轨制”，即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二元化、损害鉴定制度的二元化。2010年7月《侵权责任法》实施，其中规定，医疗侵权行为由“举证责任倒置原则”改为“过错责任原则”。
中山市第一法院法官刘彩虹认为，这只是相对减轻了医方的举证责任，事实上，对于案件最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医疗事故鉴定报告——医学鉴定结果是法院进行调解的唯一合法依据。
萧琳（化名）因患红斑狼疮住院治疗，治疗期间多次转院，仍未能阻止病情的恶化，2008年9月，萧琳辞世。萧琳的父母认为，正是因为医院个别医护人员的不负责任才导致女儿死亡，遂一纸诉讼将医院告上法庭，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7万人民币的诉讼请求。期间萧琳父母做了省市两级医疗事故鉴定，但鉴定结果均显示，并不属于医疗事故。
萧琳家的情况并非个案。中山市第一法院调查数据显示，该院2011年受理的32宗医疗纠纷案件中，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比例达100%。在医疗纠纷的拉锯战中，医患在鉴定问题上争执不下，往往出现“医方坚持由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，患方则认为‘兄弟鉴定兄弟’难保公正”的现象。
医疗纠纷的成因十分复杂，有的因医疗人员不当处置，有的基于患者自身的特殊体质导致，还有的则属于医学上难有定论的问题。数据显示，经过鉴定，32宗医疗纠纷案件中只有1件构成医疗过错，存在医疗不足或过失的仅有5件。
此外，医疗鉴定机构鉴定周期耗时长，亦是其不被患方接受的原因。刘彩虹说，一个医疗纠纷案件从进入诉讼程序到宣判，最快都要1年多，一般都得两三年，非常耗时，当事人疲于应付。
◎出路
尝试推广医疗责任险
在实用主义“维权”的作用下，出现医疗纠纷时也就滋生了“医闹”现象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原本紧张的医患关系变得更为焦灼。对此，中山市第一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张文辉认为，应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稳压器的作用，开通理性处理医疗纠纷的第三条通道。
几年前，乔森与市医学会合作做了一个调研，结果显示90%的医生子女不希望从医，原因是风险太大。一位要求匿名的医生说，频发的医疗纠纷让医生忐忑不安，也束缚了医生手脚。
“医患之间缺乏沟通是医疗纠纷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。”张文辉表示，应开通理性处理医疗纠纷的第三方通道，引导医患双方通过社会中介组织解决纠纷。张文辉认为，一是通过法律中介服务，即通过律师咨询，代理鉴定、诉讼、调解等服务，使一切纠纷按法律规则来解决。二是通过民间调解组织，即通过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、基层司法所、村委会、居委会、工会等机构出面调解的办法，增强患方对调解的信任。三是建议尝试推广医疗责任保险，改变医患双方直接对立的局面，以确保医疗过失赔偿的落实。
不闹不解决大闹大解决是误区
从警十余年，处理过多起 “医闹”事件民警阿威口述
“我们警方本不是医患纠纷双方的主体，不直接参与医患之间的纠纷。当患者家属在医院拉横幅，又吵又闹，扰乱到公共秩序时，我们才会出警干预。既然医院在我们辖区，我们就要守好这一方水土的公共秩序。
相对媒体报道的医患纠纷较严重的地区，中山还是比较和谐。去年我们辖区警方参与处理的医患纠纷不超过十起。这些年，我们还没有因处置医患纠纷请求过市局警力支援。”
患方有时认识有偏差
最近五六年，医患纠纷渐渐多了起来。这跟整个社会风气有关，社会风气造成了误导，使有些患者家属认为“不闹不解决，大闹大解决”。其实，这是一个误区。
通常患方要求很简单，要求赔钱给个说法、给个公正。至于公不公正、谁说的才公正，患方并不清楚。院方也很简单，让患方去做医疗事故鉴定。但有些患者家属认为，法律、医疗鉴定我不懂，活人进去死人出来就是医院的责任，“人死了医院就得赔钱”。
在一起医患纠纷中，有个来自镇区的家庭，一家就出了一个大学生，却不幸患上了脑瘤，在医院手术时死亡了，确实很可惜。经省市两级医疗事故鉴定，不属于医疗事故。但患者家属不认同也不肯接受鉴定结果。院方则认为，脑瘤本身属于高危病症，不做手术肯定会死亡，做手术也有较大风险，手术失败也是意料之中的一种可能。
事后，约二十名患者家属连续几天拉横幅围堵医院门口，还引来两三百名群众围观，已经影响了其他患者就诊，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。我们反复劝说无效，只能依法处置违法人员。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，是无奈的选择。
患者家属可以质疑医疗事故鉴定结果，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或双方协商等手段来解决医疗纠纷，但不能采取过激手段触犯法律。作为个人，我们对患方表示同情，也能理解患者家属的悲痛。正是如此，我们对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也是苦口婆心地劝说，引导他们合法维权。但对于少数触犯法律的患者家属，我们只能选择执法。
医方有时也很委屈
我从警已十余年，这些年也看到过大小不少医患纠纷，我认为不能简单说责任在哪方。这类纠纷专业性太强，法院判案都需要依照医疗事故鉴定报告。你听了患方的话会同情患者，听了医生的话又会同情医生，不同视角会作出不同判断。
曾经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患者，患有腰椎疾病。如果不做手术就丧失劳动力，做的话风险很大。当初患者及家属强烈要求要做，但偏偏这例手术失败了。他们抓住医生不放，误工费抚养费都是天价，几十万上百万、几百万。我们先接触患方，患者家属说医生多么坏，这种手术也敢做。医生那边却委屈得不得了，说早就提醒过手术的风险。
事实上，因为人们对大型医院的信赖，大医院接收的各类疑难杂症和高危病人最多，出现抢救失败的情况也相应多一些。在医患纠纷中，医生情绪一激动说“医院死人正常”，先不论对错，但他确实不应该这样和患者家属对话，患者家属接受不了。
除了医患冲突，职业医闹也逐渐出现了。我们对于真正的患者家属，更多地体现人性化的执法理念，能劝就劝，尽最大努力引导他们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。但如果是职业医闹，我们将坚决打击。
目前，我们辖区还没有发现职业医闹。处理纠纷时我们就特别注意观察，一些人若总是在不同纠纷里出现，患者家属在和医院协商的时候，他们却嘻嘻哈哈显然不如患方悲伤，这些人可能是职业医闹，我们就会进行调查。
医患之间要多些沟通
医患纠纷成为一个社会问题，更多时候是因为医患双方沟通不够和相互不信任造成的。
记得有位急性心脏病患者手术时死亡，引发医疗纠纷。院方称救治过程符合医疗规范，鉴定结果认定不属于医疗事故，但存在的瑕疵是沟通不足。但这其实很难解决，按医院方领导的话来说：信息不对称。不是医院不去解释，而是手术前认真解释了，患者家属听不懂；等到病人不幸去了，想给他们解释清楚是很困难的。医院其实也难做。
香港呼吁小病到社区医院去看，避免大医院诊疗压力过大，影响医疗效果。而在我国内地，很多患者更信赖大医院，大小病症都要到大医院，医生工作量和压力都很大，有些医生甚至要穿纸尿裤上手术室。病人多，压力大，医生对每个病人的关注就会少很多。医患沟通得不够，人文关怀的东西少了，患者就会产生情绪。
作为一种预防措施，治病救人过程中，医生除了要有医者仁心和好的医术外，还要改善服务态度和交流方式，学会和患者家属“说话”。即便医院医疗上没有任何瑕疵，善意的安慰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也是一种慰藉，沟通到位了，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对于患者家属而言，医治失败是件伤心事，但维权也要理性合法。医院是相对紧缺的公共资源，你不能影响别人就医，一旦行为过激触犯法律则更让人痛心。
记者手记
医患关系交恶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
在中国，医生已成为高风险职业。
我们看到医院工作人员头戴钢盔上班，目睹一幕幕医生被砍事件，《医疗工作场所防止暴力行为中国版指南》被中国医生协会摆在网站显著位置——此般境况，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不得不疾呼：医患关系已到剑拔弩张的时刻。
日前，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公布的2011年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调研报告显示，该院2001年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为3件，2011年的数字高达32件，受理量呈十倍以上增长。
有人说是因为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，也有人说是患者对治疗效果期望值的提高。事实上，法院医疗纠纷案件受理量的数字仅是个参考。不容忽视的是，我们还要看到，以“文明”方式或者暴力冲突甚至血溅医院的次数在激增。
医生与患者的关系，与生命有关。就在短短几年间，我们眼睁睁看着医患之间由过去的救命关系恶化为致命关系。在医患关系交恶的背景下，有人指责中国医生的道德沦丧，也有人批判中国患者的心理扭曲。事实上，抽丝剥茧后，医疗投入不足、医疗资源配置不公才是医患关系交恶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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